那么，对于生育假制度未来进一步落地，还有哪些配套政策需要跟上？

在苏文蔚看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育龄人口生育率是必然的措施，延长生育假、增加育儿假都是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就生育假的落实而言，适度平衡员工和企业利益是核心。

她提到，明确生育假的津贴由生育基金支付，降低企业负担。“目前各地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并不一致，希望在下一步的政策制定上能予以明确，这对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会起到积极作用。”

同时，苏文蔚鼓励集体协商。关于假期、待遇、岗位调整等问题，除了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外，建议企业通过集体协商方式签订女职工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予以细化。在确定底线的基础上，从劳动关系双方的立场出发去制定政策，从管理成本和资金成本上尽量减小企业压力。

张翠玲认为，生育假期的良好落地、女性就业环境的改善和职场权益的保护，依赖多方合力。

她分析说，首先要探索建立科学的生育成本多方共担机制。可借鉴发达国家生育成本的分担方式，出台相关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等，积极承担企业的部分用工成本，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和雇佣女职工的顾虑。

“可以对企业实施生育补贴政策，利用税收减免手段，将雇佣的女性职工人数、当年有子女出生的职工人数、产假天数与税收优惠挂钩，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责任共同体’；借鉴北京的实践，促进各地生育假期的夫妻共享，由夫妻协商确定各自的各类假期的休假天数，促进家庭责任共同分担，以及企业负担公平均衡。”张翠玲说。

此外，张翠玲建议加大对职工“三期”劳动纠纷的保护力度，做好对违法案件中受损一方的法律支援。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劳动仲裁机构要依法公正裁决相关劳动纠纷；进一步完善投诉渠道、健全维权机制，加大监督和处罚力度，形成对用人单位的引导、教育和警示作用。

“生育假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和政策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多方主体、多层利益的调整，改革对母婴健康、就业保障、企业成本、人口结构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还需要依赖全社会共同优化支持生育的政策环境，形成政策合力。”张翠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