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数以万计的骑手穿行于城市街巷，为千家万户送去便利与温暖。平台公开资料显示，美团外卖的众包骑手占比达到65%；淘宝闪购上线以来，骑手数量整体同比增长78%，其中众包骑手整体增长120%。可以说，众包骑手已成为各平台及时配送的“主力军”。

与专职骑手相比，众包骑手自主注册平台、自由接单就业、按单结算报酬。该模式主打自由灵活，却在平台算法与规则管控下衍生诸多权益乱象，曾经被誉为“自由骑手”的他们过得并不自由。

骑手往往很难确定自己的用人单位

前不久，《光明日报》报道了一则案例。在某大型快餐连锁门店送餐12年的骑手王福民（化名）在今年1月送单返程途中受伤，之后他先后找过门店、配送站长、平台方，却被层层推诿。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短短几年内，他接单的App换了三代，发薪主体也换了七八家。让他困惑的是，自己竟一直不知道是在为谁工作。

王福民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今年8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发布了《为劳动者拼出用人单位：即时配送平台用工与劳动关系认定五年追踪报告（2021—2026）》（以下简称《报告》）。这份五万余字的《报告》，追踪了2021年7月至2026年6月间全国31个省份的642份涉及骑手劳动争议的有效判决，精准揭露出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身着工服，却不知道在给谁打工。

在《报告》追踪的642份有效判决中，360件涉及确认劳动关系争议，227件确认劳动关系成立。但是，相关案件中认定用人单位为实际配送商、城市代理商等的占比约96%。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没有一件认定头部级别的平台企业为用人单位。

与此同时，《报告》披露，当前即时配送行业为了逃避企业用工责任，普遍采用“法律隔离”策略，形成了“平台统筹+外包拆分+第三方兜底”的多层用工架构，在骑手与平台之间构筑多重法律屏障，从而割裂劳动关系。具体到骑手身上，由于同骑手签约、发薪、管理、投保等分属不同公司，在产生纠纷时，骑手往往很难确定自己的用人单位。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罗仪涵表示，一般情况，骑手倾向于将用工链条上的多个主体一并列为被告。但在实践中常常被法院以“用人单位不明确”而予以驳回。“告错主体即败诉”的风险主要由骑手承担，骑手不得不将用工链条上多个主体逐一起诉，进行“试错”。最终被认定为骑手用人单位的，往往是整个链条末端的配送商、外包公司。平台虽然通过算法对骑手的劳动考核起到决定性影响，却在相关纠纷中“隐身”，担责率很小。由于外包公司偿付能力弱，即便骑手胜诉，也极易出现难以执行的局面。

不是平台的人,却要自费购买平台的衣服

去年年底，“淘宝闪购新工服需骑手自购”一度上过热搜，一名众包骑手提供的购买记录显示，使用相应兑换券后，橙黑制服加头盔一共花了98.79元。对此，淘宝闪购回复记者称，众包骑士根据不同段位，可以免费换新或使用折扣资格。专送骑士在跑单时需穿戴新的工作服，众包骑士不要求必须穿戴。但记者发现，不少众包骑手在社交平台表示，他们在平台应用软件上收到了装备抽检的弹窗，必须佩戴头盔和指定工装，如果抽检不合格将会面临处罚。

记者查询发现，骑手仅因上线期间未穿戴平台专属广告工装，被平台直接扣除配送服务费作为处罚，这样的问题屡见报端。深圳的林先生，入职时淘宝闪购站点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仅签订了配送服务费构成方案。到发薪日，平台账单让他吃了一惊：合计应发1160.3元，装备物资扣款360元、其他减项扣款773.1元，最终到手工资仅27.2元。林先生说，扣款原因写得十分模糊，他还曾在4月5日被抽检装备，因“超时未上传”被罚200元。

多名骑手质疑，自身与平台签署的是服务合作协议，属于平等民事合作主体，并非平台员工，平台无权单方设置罚款处罚；同时，平台工装需骑手自费购买，企业未承担任何劳动防护成本，却以此为由扣款惩戒，规则明显不公。

拒单受限,集体协商难覆盖

“自由接单、自主拒单”是众包用工模式最核心的宣传卖点，也是区别于专送骑手的核心优势，但当下这一核心权益已被平台算法规则逐步架空。

去年年底，一名众包骑手投诉反映，自己在2025年10月25号被系统停止派单抢单。根据规定，众包骑手一天只能拒5单，他在拒了3单之后，系统突然对他进行了停派停抢，且后面两单再未有任何播报提醒的情况下，直接认作为拒派单。还有骑手向记者反映，目前，有些平台未区分订单距离、配送难度、天气路况、订单单价等差异化因素，统一设置严苛的拒单考核指标，骑手每日、每月可自主拒单的额度极低。面对远距离、低酬劳、高风险的劣质订单，或是暴雨、高温、深夜等恶劣配送场景，骑手即便明知接单亏损、风险极高，也不敢随意拒单。一旦拒单超标，账号权重会持续走低，优质订单彻底与自身无缘，甚至出现无单可接、账号封禁的情况。

据了解，今年开始，各大配送平台通过精细化的算法考核体系，降低了众包骑手的拒单次数，骑手一旦触发拒单限额，就会面临服务分扣减、派单权重下降、订单质量降级、账号限流等多重处罚，为维持基本生计，绝大多数骑手只能被动接受所有配送订单，彻底丧失劳动选择权。

更突出的行业痛点在于，现行的行业协商机制、权益调解体系、工会保障服务大多聚焦于平台专送骑手，几乎无法覆盖松散的众包骑手群体。专送骑手有固定线下站点、专属运营管理人员，可通过站点沟通、集体反馈、工会对接等方式，协商调整派单规则、考核标准与奖惩机制，拥有常态化的诉求表达渠道。而众包骑手无固定用工归属、无线下管理对接主体，行业集体协商等较难覆盖到这一群体。

【律师观点】

厘清边界击破“外包”挡箭牌

上海原韵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何永强认为，当下，解决这三大困境的核心，首先是要跳出“只看书面合同”的传统认定思路，以实际管理控制权作为核心判断标尺，重点审查谁在实施考勤、派单、考核、处罚等实际管理行为，由实际行使管理权的主体承担用人单位法定责任，以此穿透层层外包的形式外衣，厘清多方主体权责边界，破解用工主体认定难的现实,困局。

同时厘清平台合作关系与劳动管理的法律边界，严禁以民事合作之名实施实质用工管理。要督促平台清理不合理格式条款，取消强制自费装备、随意罚款等制度。建立健全扣款事前告知、全程公示、异议申诉机制，明确各类扣款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千万众包骑手是城市民生服务的重要支撑，灵活的众包就业模式本是就业市场的有益补充，绝不能成为平台规避用工法定责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