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P的增长，通常被解释为技术进步，经常被认为是长期生产力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资本的扩张（“资本深化”），即对使工人更具生产力的有形资产的投资，也是生产力的主要驱动因素。许多研究狭义地解释了劳动力的贡献，将其定义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程度，从而忽略了劳动力构成的许多其他重要方面，如培训、在职学习和经验。

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

投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广义上被视为“人力资本”，不能分开。投资需要变成“某种东西”，某种有形的资本形式，资本需要由熟练的工人来运营或管理。在劳动力和组织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是否真的可以实现经济范围内的技术进步，这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必须将对新技术和人员的投资视为同一硬币的两面。创新往往不仅仅来自有形资产。

人工智能（AI）等新的数字技术可以在恢复生产力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与其他数字技术相结合有望在节省劳动力的自动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从而提高生产力。经合组织认识到通过数字化提高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但也承认通过数字化在总体水平上提高生产力尚未实现。一些声音担心，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可能会加速自动化，从而取代劳动力。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替代将导致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然而，尽管数字技术的可用性和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生产率增长放缓，导致了现代“生产率难题”。

数字技术有可能加强人与技术之间的联系。许多人工智能创新都是有组织的，基于“知道如何以不同方式做事”“更好”或“更高效”的广泛理念。其中一些想法可能以无形资产（如专利或软件）的形式反映在衡量的经济价值中。但通常这种专有技术存在于资产负债表之外，以不可专利的算法或研究费用的形式存在，这些费用不被视为资产，因为它们主要包括对人员或人员能力的投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文献认为，无形资产、专利和其他类型的专门知识（如公司的培训和管理能力）在解释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门知识投资，无论是机器投资还是无形资产投资，只有在工人具备利用这些资产的教育和技能的情况下，才能对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即使对一台新机器进行了节省劳动力的投资，只有当公司拥有或找到具备操作这台机器技能的工人时，公司的生产率才能提高。在整个经济层面上，如果被替换的工人长期处于闲置或失业状态，并且无法以任何其他生产方式在经济中工作，那么物质福利将不会通过更高的生产率增长而增加。因此，技术变革作为生产力的驱动因素，与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技能和教育）有着内在联系。

劳动力技能以及使其更适合当前和未来技术变革的需要对于提高产出的质量和数量至关重要。国际劳工组织对技能不匹配（劳动力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不足）的估计表明，教育不足对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难以赶上高收入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缩小这一技能差距可以大幅提高生产率。例如，Gust、Hanushek和 Woessmann估计，由于缺乏普遍的基本技能而损失的全球经济产出现值超过700万亿美元，按净现值计算相当于全球GDP的11%。这种损失可归因于提高人口技能在确保生产力提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在经合组织经济体中，有效利用技能与总生产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牢固确立。

提高工人的技能（提升技能）和使其适应新的工艺和工具（再培训）对于新技术的实施和传播以及实现生产力的提高至关重要。与教育一起，技能发展是创造和保护人力资本的最重要支柱。它包括传统领域，如管理实践、组织行为和工作经验，以及最近更为突出的其他技能，如认知、社会情感和手工技能。重要的不仅是经济体中技能的普遍可用性，还在于其分配的效率。技能不匹配会严重影响生产率增长。研究发现，资格过高和资格不足都与较低的总生产率增长有关。（稀缺）高技能劳动力可能在公司内被低效雇佣，或者被困在低生产力的公司。后一点表明了工人可以在公司、行业和职业之间轻松过渡的重要性，以改善他们的职业和雇主的前景。国际劳工组织分析了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职业群体内和跨职业群体流动，以应对新冠肺炎冲击和技术冲击。

劳动力市场机构推动技术变革

劳动力市场机构不仅帮助劳动力根据新技术的要求调整技能；它们还推动技术变革，从而直接提高生产力增长。例如，职业安全和总体健康结果的改善通过提高生产力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儿童的健康影响着他们的教育，并对他们的劳动力参与和未来的生产力产生长期影响。Katsuro等人表明，与职业健康和安全以及社会健康保护相关的问题对食品行业工人的生产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每个工人的产量减少。污染和气候变化也与生产力有负面关系，主要是由于工人健康状况恶化，例如热应激。

劳动力市场机构提供的就业保护也与生产力绩效挂钩。使裁员成本高昂的法律特权，如遣散费或提前通知期，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水平，并激励公司和员工对其特定的雇佣关系进行投资。一些学者认为，在一定程度的工作保护之上，企业之间的劳动力再分配和工作更替可能会受到阻碍——导致不匹配——而节约成本的创新可能会被投资于回报较低、风险较小的项目所取代。也有人认为，过于严格的解雇成本可能会增强在职工人的议价能力，从而降低雇主对提高生产力投资的激励。

然而，减少劳动力市场保护的程度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果，包括生产率增长，这一观点取决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它在不减少生产性投资的情况下增加就业，并且不会妨碍工人的激励和福利。相反，指出劳动保护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积极关系的论点围绕着通过更持久和更可预测的关系来调整对雇主和工人的激励，从而鼓励特定岗位的人力资本积累。基于经合组织编制的就业保护立法（EPL）指标的实证分析表明，分散但有组织和协调的系统（部门级协议设定了广泛的框架条件，在公司级谈判中作出了详细规定，协调性相当强的系统）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同样，Bassanini和Ernst认为，通过调整工人和公司的目标，就业保护和协调的劳资关系制度鼓励公司赞助的培训以及公司特定能力的积累，这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总的来说，一定程度的工作保护提高了公司的生产率，限制了过度的人员流动，并激励公司和员工进行相关投资，以提高工作场所的生产率。

最低工资已被证明有助于提高公司和整个经济层面的劳动生产率。在微观层面上，效率工资理论表明，工人更加投入，付出更多努力以换取更高的工资。此外，员工可能会与雇主呆得更长，这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鼓励雇主和员工进行提高生产力的培训。在总水平上，最低工资可以导致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取代生产效率更低的企业，生存下来的企业变得更有效率。所有这些影响都可以决定性地刺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