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提起人民调解员，人们脑海里常浮现出老同志的面孔，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3860部队”，即60岁以上的女同志。但如今，在闵行区，这支队伍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近日举行在第二届闵行区人民调解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出现了不少年轻的面孔。这些年轻人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一样，以模拟调解的方式，演绎了他们在邻里、劳动、家事、消费、医患、监狱矛盾等各类纠纷中的调解工作。

鲜少有人知道，当时间回溯至2023年之前，这些年轻人大多还是调解秘书，写文书、整理档案才是他们的主业，而非调解。如今，他们中很多人已是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甚至不乏“金牌调解员”“首席调解员”“技术能手”等。

这番改变源于一个想法。2023年，在调解条线工作了30多年的姜慧萍担任闵行区人民调解协会会长。此前，她既有在区内担任调解员的经历，也有颛桥镇司法所的多年工作经验。回到调解协会的她，目光不再停留在调解桌前，而是看向了更长远的远方——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需要的是就业年龄段的年轻人。“一个退休的老同志可能最多就干十年，但是如果我们能培养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们或许能坚守三十年、四十年，对于我们整支队伍的稳定与活力都有很大帮助。”

依托闵行区司法局成立的“姜慧萍工作室”，她化身 “引路人”，带领一批年轻人在基层法治建设的赛道上迈进。改革的第一步，就从给予年轻人一个机会开始。“过去，调解员都是老同志担任，年轻人就做帮忙写文书、整理档案的调解秘书。”为此，她首先取消了调解秘书的岗位。从此以后，在调解工作中，没有岗位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这使得年轻人不再躲在“老法师”身后，人人都可以做调解员。

“以前不仅是岗位不同，报酬也按岗位划分。”同样调解一个案子，调解员和调解秘书到手的报酬不同。长此以往，年轻人缺乏动力，也看不到成长的空间。“薪酬结构与年轻队伍不相匹配，薪酬改革势在必行。”在区司法局的支持和调解员的理解下，姜慧萍启动了这项改革。改革以后，一个案子还是两人合作，但调解员、秘书之间不再是固定的划分，而是临时分工。因为人人都可以轮流做调解，报酬比例也随之调整。不仅如此，面对不同级别案件调解都按固定标准计酬的情况，姜慧萍也提出，新的薪酬体系以案件难度、调解时长、群众满意度为核算标准，实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刘怡磊是来自医调委的调解员，2013年进协会时，她还是一名调解秘书。起初，她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做调解员，“我并非法学或医学专业。既然有了分工，也不会去想要去做调解员。”但是，长期从事调解秘书工作，耳濡目染下，让她对调解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改革启动后，她开始从事调解工作，主要从事医疗纠纷的调解。民法典、医疗纠纷处理条例……为了做好调解工作，她把这些慢慢啃了下来，如今已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调解员。在她看来，以前会安于现状，但改革给了一个机会，让更多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从“幕后”走向“台前”。不仅如此，分工灵活后，队伍的合作氛围更融洽了。“有时候约了四五个案子，要同时出好几份协议书，年轻人电脑熟练，就多承担一些文书工作。老同志就帮忙分担归档、装订这些事。大家都是调解员，谁多做一点少做一点，不会太计较。”

改革改变了薪酬结构，也直观带来了队伍结构的改变，一支日趋专业、年轻的队伍正在形成。姜慧萍观察到：“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都比以往明显，以前都是不想调，现在都是我想调、我能调。”不仅如此，她还牵头举办了两届闵行区人民调解技能大赛。借着比赛这个窗口，她切实看到了，这支队伍的面孔，已经和几年前大不一样。如今，在闵行，专职调解员中80后占比过半，更涌现出一批“上海市最年轻的零零后金牌调解员”“八五后首席调解员”“八五后技术能手”等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