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感染科艾滋病专管监区，收治着全市政法系统里几乎所有危重艾滋病病犯。监狱里的艾滋病病患，他们大多数人在生与死的边缘游走，已经失去了被救治的期望。

邱永生，监狱总医院感染科主任，在岗30年，与病犯们朝夕相处，倾尽全力守护病犯们的健康权，一次次将他们从绝望边缘拉回来。今天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记者连线了正在监狱总院中值班的邱永生，向他和艾滋病专管监区的民警们表示了敬意。

邱永生检查病犯身体情况

“邱主任讲话你要听的”

市监狱总医院的感染科艾滋病专管监区的病犯，都是来自上海各监狱的艾滋“疑难杂症”病患。在入院时，有的人多个器官受损，病入膏肓；有的内脏大出血，生命垂危。

“对管教民警拳打脚踢，朝医务民警吐口水，嘴里都是辱骂性词语。”几年前，三个患有血友病的青年因不规范注射药物而感染艾滋，绝望的他们决定报复社会，拿着盛满带艾滋病毒血液的针筒到公共场合伤害他人。

感染了艾滋，他们愤怒；得知这是伴随一生的病毒，他们绝望。在悲恨交加的情绪中，他们觉得人生走到了最低点，不服管教，更拒绝治疗。在那个时候，邱永生与监狱的其他民警们接管了他们，对其进行艾滋病知识教育后，病犯情绪逐渐平稳。

但他们三个中，王强有极严重的抵触心理，此时，邱永生安排了来这里稍久的几个老病犯前去劝说。在民警的严格看管下，几个老病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邱主任讲话你要听的，他很厉害的。”“我们刚进来的时候都以为自己要死了，现在不是活蹦乱跳的么。”“治得好的，都会好的。”轮番劝说下，不到5天，三个青年都开始主动接受治疗。

“刚进来，拒绝治疗的病犯太多了。”同时失去了自由与健康，在生与死的边缘游走，多数人已经失去了被救治的期望。可怎么能真的放任不管呢？邱永生明白，他们极端的表现背后是与社会割裂的不安全感，实际上，冷静下来后，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他们也希望被“救赎”。

在监狱总医院收押治疗一年半后，三个青年出狱了，思想也得到充分改造。一天，邱永生在上海公共卫生中心拿药，碰到了王强，王强认出了他，高兴地挥了挥手，向他跑过来。“邱主任，我结婚啦！”他连忙将自己的喜讯告诉邱永生。邱永生回忆到，听到病人重新走向社会时他也是由衷高兴。

是“警察”也是“医生”

但其实，邱主任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疑难杂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让他们看起来与正常人一样已是花费邱永生所有心血。可很多犯人因以贩养吸入狱，进来时身体早已千疮百孔。“生与死，在这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刑期比命还长”，是监狱艾滋病犯的特写。或出狱、或死亡，离开了这个区域，病犯们就不再与邱永生有瓜葛。但只要是“生”的那段日子，邱永生会对他们负责到底。

曾有一次，一个艾滋病病犯因内脏急性大出血进入监狱总医院。邱永生带领两名护士接收了他，随即进行抢救，插管、止血、调血、输血……花了一整天时间，把病犯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病犯生命危急，顾不上暴露传染的风险，三位医护都只进行了简单的防护。

像这样的紧急时刻，邱永生与其他医务民警们不知遇到多少次。在情况非常危急的状态下，他们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抢救的决定，在尽可能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抢救病犯于危机当中。“病犯的生命权也应该得到保证。”

“我一名医务民警，也就是说，‘警察’和‘医生’都是我的职责。”这两重身份的分量在他心中不分高低。在他看来，关在这里的人既是囚犯，又是病患。他需要保持正义的铁拳，守护司法公正，同时怀揣一颗医者仁心，治病救人。

跟社会上的普通医生比起来，在监狱里工作相对封闭，或者还带有更多沉重色彩。“您拥有多年临床经历，是很‘吃香’的，您有没有想过（从监狱）出来呢？”记者问道。

“这里的病犯需要我，我早已离不开这份事业。”邱永生很坚定，他认为，艾滋病监区的所有民警也与他一样，即便每天面对的是坐坐高墙，即使无时不刻都暴露在艾滋病传染的风险中，也义无反顾坚守岗位。

邱永生（右一）与其他医务民警在病房查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