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老江在梦里，已是好几次拿到了自己急需的那张证。但醒来时，一切还未发生。

这位沪上一家国产研发助听器械公司的董事长，原先的雄心壮志是打破目前助听器领域的国外垄断，带领着国产品牌雄起。

老江心心念念的这张证，就是其早在3月就已经递交材料办理的“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因为疫情影响，实地核查程序不得已中断至今。

产品上市之“路”受阻

老江把自己所要做的事，形容为“耳朵上的战争”。

有着听力障碍的市民知道，当前市场上的助听器价格不低，国外品牌的产品动辄万元以上。

“由于受众市场小，助听器行业尚没有本土巨头进入，缺少了‘鲶鱼’，几大国际品牌牢牢把控着助听器的定价权。”他告诉记者，助听器的研发和从业门槛较高，线下经营成本高企，最终分摊到产品的市场价格上。跨国企业把助听器当奢侈品卖，这也是单只产品大多昂贵的原因。

当然，并非没有低价产品。但作为业内人士，老江认为，不少网上的低价“助听器”本质就是一个声音放大器，处理声音是一刀切，“不管你听力下降多少分贝，它都成倍放大。这些没有经过专业调试的机器，不仅对使用者没有帮助，反而会加重其听力损失程度。”

进口助听器为什么能卖那么贵？他道出一个尴尬现实：助听器制造存在极大的技术壁垒，并不容易被复制或超越。现阶段，中国助听器产品的核心技术依然是“卡脖子”状态，授话器、麦克风和芯片等零部件多掌握在跨国集团手中。

为了打破这一障碍，老江决定自主创业，在闵行区莲谷科技产业园创办了公司。

成立之初，公司便与15家区域代理签署了20多个省1000家销售网点以及50多家三甲医院销售，有非常好的市场基础。老江乐观地认为，“等到自主研发产品上市，今年做到2000万元的销售额，不成问题。”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就在3月8日，企业向上海市药监局递交了“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的申请；3月14日，企业所在的园区被封闭管理；此后，便是全城防疫开启。

在一网通办上，记者查询到了“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的流程，如果按照此前，受理时限是5个工作日，审查时限是10个工作日，决定时限为10个工作日，颁证和送达时限为10个工作日。

“所以，原先我的预测是，5月份自己就能拿到证，6月份我们的产品就可以下线了。”老江如此说道。

但是，流程中有个重要的“特别程序”，就是生产地址实地核查和技术审查。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这一程序无法实现，许可证至今未到手，产品上市的“路”就这么断了。

“私房钱”已经见底了

作为一家研发型的创业企业，老江说，时间就是企业的生命，产品下线的时间线被拉长，让其异常焦虑。

“晚一个月，光人员工资等开销就是50万元。”他焦急地表示，目前自己所处的园区依然是封闭式管理，自己和所属员工也全部被隔离在所在小区，“我们也在四处打听，近期像我们这种创业中小微企业仍然没复工的消息。如果要是6、7月份才能出证，加上重新安排原材料开工，产品真正上市的时间或许要推迟半年。”

这意味着，自己将要准备500万元的现金流，方能支撑下去。然而从创业之初至今，老江已接连个人投入了2000万元以上，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

“就在前两天，我把员工的4月工资发了。”老江表示，6位公司高管中，两位表示自己一分钱不拿，剩余愿意打折。其他人，一分钱不少。

老江说自己挺感动，因为高管们都是主动提出减薪，“说明他们确实想企业活着。”

“家里人都劝我，及时止损。”他苦笑着说，自己创业之前是该领域头部企业的全国销售总监，年薪百万，“关了企业，我或许还可以活得很好，但那些员工不就失业了吗？所以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

建议“特事特办”加快审批

在老江看来，目前企业生死的关键，就在于这张证。

“有了证，我就可以去申请复工；申请了复工证，我和员工就能申请通行证，重新回到公司。否则，你连生产经营的资格都没有，谈何复工？”老江如此认为。

目前，他也在积极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中，就此前申请的材料不断进行完善，期望能把损失的时间降到最低。

“但是，现场的审核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专家必须要到我的车间里，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流程环节、原材料进行核准。”老江呼吁道，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能否对一些特殊的创新型企业“特事特办”，加快审批流程，开通“绿色通道”予以支持。

他还担心的是，因为疫情，大量的企业申请或被积压，即便等到全面复工，再按照顺序办理，时效也会大大降低，“能否可以加大办理人手，甚至考虑从长三角相关部门借调人员，尽量帮我们节省时间。”

“只要证能及时发下来，企业就能活下来。”老江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