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一天，收入上千”，这两年，一些类似的神话偶尔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和很多人理解的路边摊不一样，这里的摆摊地点，往往是针对年轻人的主题网红市集。新鲜的概念下，甚至有人辞职专门摆摊。但真的加入后，年轻的摊主们发现，人流量下降，摊位费上涨，市集的“卷”法比他们想象中多多了。在网红集市里，到底还能不能赚到钱？实习记者｜魏昭阳编辑｜王海燕

“赔钱”生意？

今年九月，29岁的猫耳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北京的一家国企辞职，全职摆摊卖发簪等手工制品。

和家人吵过，被朋友劝过，但这是猫耳朵深思熟虑了半年的决定。她工作的单位氛围不错，压力不大，但是一直做的都是重复性的工作。从2019年开始，她开始兼职做非遗类发簪，到漫展上摆摊，那时行情好，三天的漫展期间几乎每天的流水都能达到1500元以上。做发簪是猫耳朵持续了七、八年的爱好，她动手能力强，靠着前期的“用爱发电”，猫耳朵已经是圈子里小有名气的“簪娘”。在火热的市集经济里，她觉得这是自己新的机会，加上对“居家工作”高自由度的向往，她决定把爱好当成职业，为热爱拼一把。

猫耳朵辞职后，一个月里二十多天都泡在市集里。出摊就意味着干活，两点睡觉，八点起成了她的常态，最“肝”的时候三天做出了19个玉簪花发簪。但挣钱却更难了，今年11月，她在三里屯参加了一个市集活动，工作日时每天的流水只有不到200元，周末才能上千，也要做好一天一单都不开的心理准备。

像她这样的手工摊位，售卖的其实都是时间成本和审美，大部分在猫耳朵摊前驻足停留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孩，有的是在商场里逛街顺路看到，有的则是志趣相投，特地来逛市集的。摊位上，猫耳朵会热情地帮她们盘头发，戴发簪，给她们科普不同簪子的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在她心中，每个手工制品都是有灵性的，卖簪子就像“嫁闺女”一样。靠着五年来积攒的经验和客户，猫耳朵维持着自己参加市集的“小盈利”，收入和自己在国企工作时持平，但不是每个摊主都这么幸运。

张艺就是参加了四五次市集，一直赔钱的摊主。他原本是一名机构美术老师，听在市集摆了两年摊的朋友说，有人摆一次摊就能挣四五千块， 他“头脑一热”，就辞职加入了手工制品摊主的行列，主要售卖他自己做的石塑粘土。可真正进入市场后他才发现，每天能赚几千块的摊主是极少数。今年十月，他参加了北京通州运河旁的“运河文化节”市集，这个市集规定，每个摊主要出摊满7天，但张艺摆了三天，实在赚不到钱，几乎没卖出一样东西的同时，每天还要倒贴近百元的交通费和伙食费。去跟主办方商量提前退出时，他发现，挺多摊主都和他一样。

他还在鼓楼一家酒吧地下室参加过一次市集，是酒吧老板的朋友举办的，不收摊位费，也几乎没什么顾客，从下午两点站到晚上八点，他一件东西都没卖出去，感觉自己“像一个烘托气氛的NPC”。

猫耳朵和张艺摊位上的手工艺品单价都在一两百元左右，张艺总结，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外国人。在猫耳朵眼里，她的发簪、绒花等，都是她伏在桌前好几个小时，一点点手工制作的，做一个蝴蝶发夹需要五个多小时，而一朵大的缠花要耗时足足一整天，对得起这份价钱。

但随着市集摆摊的饱和，她还是跟其他摊主卷起了价格，比如小缠花由2019年的一只188元降到现在的140元，仿点翠从两百多元降价到了一百多元。但很多摊主的货物都是在网上批发的， “和他们打价格战是打不过的”张艺说。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猫耳朵曾试图“劝退”一个想做摊主参加市集的朋友，“你别做，现在真的赚不到什么钱。”即便如此，依然有一波又一波的新摊主不断涌入，在猫耳朵常去的市集上，她发现总有20%左右的新摊主。

吴林豫是北京一家国风市集的主理人，根据他的统计，相比去年，今年他们主办的市集总收入下降了20%-30%。今年五一以来，他明显感到，商场的人流量少了，闲逛的人也没那么多了，今年国庆假期的人流量，则比去年下降了20%。在每周对摊主的情况问询里，摊主们普遍反映，对赚钱没什么信心。

被“收割”的摊主

摊位费还在上涨。

广东的李莹算了一笔账，发现她今年的摊位费，可能比实体店房租还贵。她参加的是商业广场外的一个长期露天市集，每天固定出摊，卖珍珠饰品。两个摊位加起来一平方米，但摊位费每年要十万左右。

李莹的摊位是从今年五一开始涨价的，原先100~120元一天，后来120元~150元一天。每逢节假日，一周都要涨价，比如马上到来的圣诞节，节日只有一天，但摊位费涨价到超过2000元一周。另外，雨天、台风天也要照常交摊位费。如今，摊位费占据了李莹摆摊成本的三分之一。

在北京的猫耳朵，她参加的市集摊位费更贵，普遍在300元一天，参加一场为期三天的市集，除了手工材料以外，可计算的成本大概为1500元，摊位费就占了三分之二。

很多摊主加入市集，原本是希望“低成本创业”，如今却发现，自己成了主办方收割的“韭菜”。猫耳朵今年在798艺术街区参加过一次市集，主题是“摆烂”，结果主办方率先实践。当时是北京的三伏天，主办方完全没有降温措施，宣传工作也不到位，即使周末，也顾客寥寥，摊主们最后只能靠个人账号宣传“自救”。三天下来，猫耳朵卖出了195元的东西，交了1200元的摊位费，结果呈现的却是“仅值50元的场地费和人流量”。

这次糟心的经历，以猫耳朵男友帮忙报警，主办方退回含400元押金的800元告终。此后，猫耳朵对主办方的挑选变得格外谨慎，一般只找相熟的或者口碑好、信誉度高的。

几年下来，猫耳朵见识过很多主办方的离奇操作：比如今年，一个刚来北京办市集的主办方，不提前公开摊位费的数额，而是一上来先收一万元的押金，等市集结束后，再从押金里扣除摊位费。即便如此，还有四五十个摊主报名参加。

从主办方的角度，吴林豫说盈利点主要就是来自摊位费。他认为现在的市集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在劣的那端，一些市集主办方就是以极低的准入门槛招揽摊主进来“割一波”，过段时间，换个名头再找别的摊主再割一波。

摊主对市集的信心下滑后，摊主和主办方的关系进入恶性循环。在主办方眼里，好摊主越来越少，即使有，也是和长期合作的市集深度绑定。吴林豫承办过的一次市集，对报名摊主的审核比较疏忽，结果一个低质量的首饰类商品摊位拉低了整个市集的格调，也影响了其他摊主。

吴林豫是做市场出身，他希望和摊主们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如今，因为市集主办方越来越多，头部摊主变成了需要争抢的“香饽饽”。他主办的市集活动中，一般每场会招募30个摊主，其中15个是经常合作的摊主。好的商场做市集，会公开招标，竞标结束后，每次活动都要和商场碰三轮方案，准备周期在两个月左右。但同样有市集会在竞标阶段就找摊主收定金，即使最后没中标，定金也不退。

未来何往

连亏两个月之后，张艺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想转为线上销售，这也是不少摊主的最终选择。

和他相同想法的还有枝林，她原先做外贸行业，逛市集时发现中古首饰比较稀缺，便决定辞职创业。但一年来，枝林发现杭州的优质市集不多，越来越难报上名，参加市集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又太高——需要自己带灯具，还要把每个首饰小心地包好，再带过去。

今年八月开始，她把主要业务转移到线上，逐渐积累了一批有购买力的客户后，枝林计算了一下，发现线上一天卖的比市集三天卖的都好。

广东的李莹则干脆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因为摆摊很难精准捕获目标客户。在市集上她曾碰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一口气买了她9000元的东西。但这个客户来得偶然，她意识到，想要做得长久，还是要有自己的品牌和店铺。

猫耳朵还想坚持把摊摆下去。因为总结了一套选择市集的方法，辅以精致用心的摆台、丰富的沟通经验，加之积攒的忠实客户，所以她很少亏本。但她也清楚地认识到，市集已经接近饱和，新人很难再分一杯羹。

她已经报名了十二月的一个市集，为期20天，摊位费6000元，她一个月的收入。辞职摆摊之后，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她都在做手工，“喜欢的话做这些东西就是种治愈”。但是当纠结要不要辞职的朋友来咨询她，她给出的答案直截了当：“不要纠结了，精神离职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