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壁画、巨石城墙、竞技场、圣火坛、神谕遗迹、雅典卫城的雕塑与陶片……这些留存在废墟之上的考古材料，不只是古代世界的遗存，也构成了理解古希腊文明的重要入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日推出李永斌新著《废墟上的神话：考古与古希腊文明》，以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式，重构古希腊从青铜时代到古典时代的文明演进轨迹。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核心根基，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制度理念与精神风貌，也是人类文明交流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全球文明互鉴持续深化，构建中国自主的古典学知识体系成为重要时代命题。本书正立足这一时代需求，紧扣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尝试从中国学者视角解读古典文明兴衰规律。
全书以克里特、迈锡尼、奥林匹亚、德尔斐、雅典五大核心遗址为脉络，结合考古遗存、文书资料与传世文献，系统梳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路径。从克里特文明的宫殿壁画中，读解宫殿国家的神话记忆与文明之源；从迈锡尼文明的巨石城墙中，探究青铜时代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交流；从奥林匹亚的竞技场与圣火坛，追溯体育精神与宗教仪式的共生；从德尔斐的神谕遗迹，探寻希腊人如何通过预言构建城邦秩序与心灵图景；从雅典卫城的雕塑与陶片，重现民主萌芽、哲学思辨与艺术巅峰的古典之光。
作者李永斌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础研究奖，长期从事相关研究。此次出版的《废墟上的神话：考古与古希腊文明》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将考古材料置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中，为读者理解古希腊文明，也为中外文明对话和汲取古典智慧，提供了一种扎实而清晰的阅读路径。
书摘
施里曼的荷马之梦与迈锡尼遗址的发掘
施里曼出身于一个贫穷家庭，14岁时在杂货店当学徒时第一次听到用希腊文原文朗诵的荷马史诗，便对荷马史诗所描绘的特洛伊战争非常感兴趣。后来，施里曼在阿姆斯特丹定居，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簿记员，这家公司将他派往圣彼得堡工作。在圣彼得堡，施里曼凭借自己掌握的俄语和荷兰语等多门语言，成为一名企业家。从靛蓝染料贸易到转卖金粉，再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军事承包，施里曼在36岁时就赚到了足够的钱，足以支撑一种悠闲富足的退休生活。从1858年起，这位自称是考古学爱好者的人将毕生精力投入寻找特洛伊的工作中。施里曼的足迹遍布希腊、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叙利亚、印度、中国和日本，并在巴黎广泛学习考古学。
施里曼于1868年抵达希萨利克（Hisarlik），“他一手拿着《荷马史诗》，一手拿着铲子，决心在考古学界一举成名”。在那里，他遇到了业余考古学家、英国侨民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后者购买了该地区一个土丘的一部分，希望能在土丘下发现特洛伊。因资金短缺，卡尔弗特说服了富有的施里曼，让他把目光投向这个土丘。这位德国企业家于1870年开始发掘，但没有向当地政府申请许可证。在第一个发掘季没有取得可喜的成果后，施里曼采取了新的策略，指示他的团队挖掘一条45英尺深的巨大壕沟。他的方法极为粗暴，在没有适当记录的情况下挖开了土层，没有绘图，也很少描绘发掘情况。大约150年后，土耳其考古学家仍在努力解决施里曼一心寻找特洛伊所造成的破坏。施里曼在希萨利克发掘出了项链、王冠、胸针、武器和其他珍宝，并偷运出境。后来，土耳其当局发现了这件事，对他提起了诉讼，要求他归还掠夺的文物，并暂时禁止他返回发掘现场。在此期间，这位业余考古学家将目光转向了迈锡尼。
1874年，施里曼在迈锡尼遗址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并于1876年在梯林斯遗址开展了一次短暂的探测，随后于1884年和1885年与威廉·德普费尔德（Wilhelm Drpfeld）一起开始了对梯林斯的系统发掘。施里曼曾在《迈锡尼： 关于迈锡尼和梯林斯研究与发现的叙述》这一著作中详细记录了发掘的成果，加深了人们对迈锡尼文明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早期铁器时代的了解。到1890年施里曼去世时，他的发现包括迈锡尼城的狮子门、阿特柔斯宝库、几座竖井墓和梯林斯的迈锡尼宫殿。
施里曼声称，自己在希萨利克和迈锡尼等地的考古发现，为英雄时代的真实存在和荷马作为史料来源的可靠性找到了确凿的证据。但是有批评者指出，施里曼所发现的古迹与荷马所描述的并不十分吻合，还对他缺乏专业训练和破坏性的实地考察方法表示不满。尽管如此，施里曼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学术界很快就接受了迈锡尼宫殿世界与荷马时代的英雄世界有密切关联的观点。这些观点也体现在爱琴海史前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赫里斯托斯·宗塔斯（Christos Tsountas）所撰写的第一部希腊本土考古综合著作《迈锡尼时代：关于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建筑和文化的研究》。
关于迈锡尼宫殿的发掘，尽管施里曼早在1874年就在卫城顶上挖掘了试验坑，但迈锡尼宫殿是在1886年首次被宗塔斯发现并发掘。宗塔斯曾经发表过一份完整的发掘报告，并在随后的发掘活动中清理了更多的宫殿废墟，使得后来在宫殿废墟上修建的神庙的地基裸露出来。但遗憾的是，这些补充发掘的完整记录从未出版过，因此我们对迈锡尼宫殿的了解并不完整。1914年，罗登瓦尔特（Rodenwaldt）博士重新考察了露天天井庭院和中央大厅的灰泥地面，同时重新发表了关于中央大厅所有已知壁画碎片的报告。从1920年开始，英国雅典学院主任艾伦·约翰·巴亚德·韦斯（Alan John Bayard Wace）教授继续对宫殿进行发掘和考察，有了一些新发现。韦斯对迈锡尼宫殿的发掘非常全面，包括楼梯间、柱式地下室、露天天井庭院、中央大厅等核心区域。韦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迈锡尼遗址的考古报告。1920—1923年关于迈锡尼遗址的考古报告，包含了对迈锡尼遗址的部分修复和继续发掘记录。修缮工作主要包括对墓圈区、宫殿、圆顶墓等区域的部分重建和加固等，继续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狮子门、宫殿等区域。他们对狮子门附近的一座楼梯间和粮仓做了重点发掘。在狮子门附近的楼梯间发现了大量陶器和其他器物。
1939年，英国雅典学院发掘的重点区域是狮子门外的西侧和北侧。韦斯等人在上述区域发掘出了15座史前墓葬，他们在墓葬中发现了多种陶器和黄金器物。1950年，在狮子门外西侧发现了史前墓地，还发现了油商之家（House of the Oil Merchant）。1951年发现了葡萄酒商之家（House of the Wine Merchant）。1952年，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进一步清理了1939年和1950、1951年发现的几处地方。1954年，韦斯等人继续对油商之家、盾牌之家（House of Shields）和斯芬克斯之家（House of Sphinxes）进行了发掘。此外，他们还对狮子门外的史前墓地做了补充调查。1957年韦斯去世后，对迈锡尼的发掘作为与雅典考古协会的联合项目继续进行。1958年至1969年，曾在韦斯的领导下从事发掘的威廉·泰勒勋爵（Lord William Taylour）成为发掘工作的负责人。
其他考古学家在梯林斯和派罗斯的发掘工作也在推进。1905年至1929年期间，德普费尔德以及后来的格奥尔格·卡罗（Georg Karo）和科特·穆勒（Kurt Müller）重点发掘了梯林斯下层城堡。20世纪50年代末，在尼古劳斯·弗德利斯（Nikolaos Verdelis）的指导下进行了修复工程，他们发现了下层城堡的地下蓄水池，从而使德国考古研究所恢复了实地考察的工作。这些发掘工作将重点放在此前一直被忽视的地区，即下层城堡和下层城镇。Eric H. Cl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ronze Age Aege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22723.派罗斯遗址于1939年被辛辛那提大学和美国雅典古典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卡尔·布列根（Carl Blegen）和希腊考古部门的康斯坦丁诺斯·库鲁尼奥蒂斯（Konstantinos Kourouniotis）发现并首次发掘。他们的发掘工作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后于1952年在布列根的指导下恢复。布列根发现了许多建筑元素，如有门厅的王座间、前厅、房间和通道，所有这些建筑上都绘有米诺斯风格的壁画，还发现了大型仓库、独特的浴室、长廊以及蜂窝状的圆顶墓，并在1957年进行了完美修复。此外，布列根还在派罗斯的涅斯托尔宫殿发现了上千块线形文字B泥板。
1952年，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成功破译了线形文字B，这一成就为研究青铜时代晚期的迈锡尼文明奠定了重要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迈锡尼、梯林斯和底比斯发现了更多的线形文字B泥板。这些新证据证明了青铜时代晚期希腊大陆对克里特岛的影响，还有助于理解荷马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这两个时期考古学的相关性。这一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的实地考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是对青铜时代晚期希腊大陆的考察，包括对迈锡尼的墓圈B和对派罗斯、底比斯宫殿的考察。对一些神庙的发掘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也同样重要。史前宗教及其对东亚和古典希腊宗教的影响这一主题已经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包括马丁·尼尔森（Martin Nilsson）的开创性研究。Martin Nilsson, The 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 2nd ed. Lund: C. W. K. Gleerup, 1927.然而，因为迈锡尼世界中可明确识别的神庙极少，对这一主题的任何评估都受到了阻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关的证据开始出现。对米洛斯岛菲拉科皮（Phylakopi）的神庙，特别是对迈锡尼宗教崇拜中心的发掘，为了解迈锡尼宗教的物质环境提供了绝佳的视角。
头图为《废墟上的神话：考古与古希腊文明》书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