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在“派客家”的办公区，OPC创业者在忙碌中）

上海OPC创业潮来得比许多人预想得要快。

2025年夏天临港“零界魔方”揭牌时，很多人还在问同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开公司？不到一年，这个问题已经被另一个问题取代：一个人开的公司，能走多远？答案可能没有想象中乐观。

在关于OPC的研究中，姚建华点明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OPC兼具创新与就业双重属性，它既承载着技术变革的希望，也背负着就业形态转型的压力。当两重使命叠加在同一副肩膀上，那些被创业热潮遮蔽的短板，迟早会暴露出来。

思考：热闹背后的三个沉默

第一个沉默，来自那些入驻之后才发现“社区只有工位”的创业者。

本刊记者采访观察到，有部分社区盲目追求入驻率，创业者入驻以后才发现，除了免租、减租的场地，没有上下游对接，没有技能培训，没有资源撮合。这样的社区，和普通的联合办公空间并无本质区别。姚建华指出：现有23个城市的支持政策大多停留在租金减免、算力补贴等层面，未能与地方的产业优势进行充分地结合，特别是部分社区“重数量、轻质量”，存在“空壳化”的风险。

事实上，真正的OPC社区价值本不在此。在临港“零界魔方”，OPC创业者在楼下食堂吃饭就能找到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在静安的“派客家”，社区负责人帮助入驻企业对接行业龙头、策划发布会，还把政府部门请进来做政策解读；在杨浦的复兴岛，火山工场直接给创业者提供免费智能体，“来了就给，用了就补”。

由此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当一个人决定创业时，他最缺的或许不是办公桌，而是信任、连接和归属感。对此，姚建华强调，OPC社区不仅是激发“最小创业单位”潜能的孵化器，更是超级个体的社会“锚点”。调研数据显示，超过六成入驻创业者的业务合作来自社区内部——这不是巧合，而是社区作为“社会锚点”的价值证明。

但现实是，能做到这一层的社区还太少。更多的OPC创业者，依然在单打独斗。

第二个沉默，来自那些被技术门槛挡在门外的普通人。

在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不少创业者都头顶着名校光环、手握丰富的技术资源、自带创业的经验和渠道：王曦宇名校毕业，他的合伙人陈政霖即将攻读研究生，王译丰从国企离职，田舒 自称“赛博个体户”……他们是这场浪潮的弄潮儿，但他们的成功，恰恰说明了一个尴尬的事实——OPC的门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低。

王译丰曾表示：“当时就觉得供应商的产品还不如我自己‘手搓’的。”这是他对自己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和数字素养的自信。要知道，“手搓”二字所代表的创造力与执行力，并非人人皆可为之。

目前，OPC创业者仍以技术型、高学历青年为主，大量灵活就业者与普通劳动者因AI技能不足而被拒之门外。这种结构性失衡正催生“图钉形人才结构”的出现，即少数超级个体占据上风，而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构成庞大基座。如果这种创业潮流的主角仅仅是社会精英，那么人工智能技术是否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数字鸿沟？如果OPC的参与者始终以精英群体为主，那么“普惠式创新”的实现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个沉默，属于在“创业自由”叙事下，独自承载经营风险的个体创业者。

OPC创业者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法律层面为独立的企业主，现实中却身兼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角色。姚建华在研究中提及，这类创业者并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传统劳动保障，却需以个人名义承担经营风险与债务责任，这使得原本可由法人主体分散的成本与不确定性，更多转由个体承担。

这意味着，项目经营失利时，损失多直接关联个人积蓄；因病或意外停工，收入便可能陷入中断；三年免租等扶持政策结束后，企业要么实现模式闭环站稳市场，要么面临前期投入付诸东流的可能。“AI解决了部分技术层面的难题，但品牌构建、市场信任与风险保障的短板，仍需行业生态与制度层面的支持。”树莓科技的徐鑫凯补充道。

“创业自由”“时间自主”“做自己的老板”等表述，勾勒出颇具吸引力的创业图景，但其背后的风险兜底不足，却易被这类理想化叙事弱化。姚建华提醒，此类保障缺口并不会因叙事美化而消解。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受“一人公司”模式吸引投身创业，个体保障与制度供给之间的错位，正成为亟待正视的社会议题。

破局：从给资源到育生态

这三个沉默指向同一个方向：OPC的真正挑战，或许不在技术，而在制度和生态。

技术将“一个人开公司”的成本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但一个人开公司之后怎么办？如何建立交易信任，如何连接外部资源，如何分担风险……这些问题，仅靠技术恐怕难以解决。

姚建华在近期开展的相关研究中提出，要推动OPC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在政策精准、社区升级、普惠赋能、长效托底这四个方面发力。

政策精准，意味着不能“一刀切”。他建议将OPC发展纳入各地“十五五”规划的整体布局，鼓励各地根据自身产业基础制定差异化政策。临港做AI硬件和跨境，静安做大视听，杨浦发挥“大学+大厂”优势——三区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同时，优化创业担保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扶持方式，搭建跨区域普惠算力平台，从提供资源转向培育生态。

社区升级，意味着从“房东”变“伙伴”。临港的“创业管家”、静安的“保姆式陪伴”、杨浦的“居职相融”，都在表明：社区不再只是出租空间，而是成为创业者的合伙人。研究发现，超六成业务合作来自社区内部，这一数据直观体现了社区作为“社会锚点”的价值。

普惠赋能，意味着不能让数字鸿沟越拉越大。姚建华建议，需联合科技企业、高校及行业协会，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定制化AI技能培训，降低数字创业的技术门槛。同时推动OPC向现代农业、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领域延伸。

长效托底，意味着要给创业者一张安全网。姚建华呼吁，要探索灵活社保缴纳机制，畅通社保转移接续渠道。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由于大多数OPC社区都处于初创阶段，基本没有建立工会。未来，工会组织或将服务触角延伸至此，提供普法宣传、权益指引与技能帮扶。同时，相关部门还可借助“监管沙盒”等方式，为OPC实践预留合理的试错空间。毕竟，没有保障的创新，终究难以走远。

（派客家OPC创新社区）

■记者手记

一人公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回过头看，开篇那个问题，“一个人开的公司，能走多远？”

这个问题预设了一个前提：公司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然而，真实的故事远比这一假设要复杂得多。王曦宇的背后，是临港的政策托底和算力补贴；周沛统的隔壁，有一家愿意帮他管财务的OPC；李奕辰的背后，是“派客家”社区的托举和资源对接；田舒赟的成长，离不开杨浦“居职相融”的生态土壤。

对于OPC的未来图景，或许有着这样的展望：液态化组队、星系式协作成为常态，用工关系从雇佣转向共生，一人创办“微型独角兽”不再是空想，乡村OPC成为数字经济下沉的新蓝海。这些图景能否成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为每一个敢于尝试的劳动者，搭建一个可以托底的生态。

换言之，制度和生态，能不能接住这些勇敢的人？这不仅关乎个体创业者的成败，更关乎一个社会对创新与风险的包容能力。上海正在用一座城的资源回答这个问题：它用政策的温度化解创业者的后顾之忧，用社区的密度编织合作网络，用生态的广度承载个体的梦想。由此说明，一个人的公司，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整座城市的托举。这是AI时代赋予个体的最大礼物，也是一座城市对新质生产力最温暖的回应。

（本文首发于《上海工运》2026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