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愿意进厂当工人吗？面对这个问题，很多年轻人直接给出了“不去”的答案。

来自劳动报的深度调查曾显示，申城不少制造企业存在较大岗位缺口，却很难吸引到人。而与其相对应的，则是大量年轻人投身于外卖、快递等灵活就业新业态中，甚至“引流”了不少原先从事制造业的青年人。不仅如此，在一些“智造”企业中，情况也不容乐观。普通工人在这些企业中的用工比例逐年下降，高薪难觅与企业匹配度高的高技能人才。

制造业招工难，早在21世纪初就出现“症状”。当时，珠三角的企业已经喊出“招人难”、“用工荒”的口号。但20年过去了，不仅“招工难”依然难，更是从珠三角蔓延至长三角，从东部沿海城市扩展到内地，从以往每年的春节假期发酵为常态化，从传统制造企业升级至科技“智造”企业。

今天，工人去哪了？明天，谁还来当工人？这是工人之问，是制造业之问，更是国家发展之问！

今年两会期间，这一连串扎心的“问号”刺痛了一线职工委员的心，这些大国工匠、劳模精英也不得不承认，即便是他们所在的企业，现在想要招人也是越来越难。但是，在委员们看来，工人待遇低、天花板低、荣誉感不强等“痛点”并非是“死结”，关键在于各方合力，重塑工人荣光。

招不来留不住让委员们心疼

“这两年，你们企业一线工人好招吗？”

带着这个简单的问题，记者分别找到了来自一线的职工委员王军、洪刚和胡振球，没想到三人一开始的回应居然令人意外的相同——那就是霎时的沉默。

“也没那么好招了。”作为中国宝武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热轧厂的技能专家，王军有些无奈地表示，哪怕是“宝钢”这一响当当的招牌，现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不大，“有一年要招300多人，结果才来了半数左右。”

“我们现在招的工人，上海本地户籍的几乎没有，连长三角的都越来越少，为了能满足企业所需，只能去中西部甚至偏远地区招聘。”作为外高桥造船厂的第一批电焊工，这么多年来，洪刚始终没有离开造船厂，也始终关注自己身边工友的变化。但他也发现，愿意进厂干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而来自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胡振球，同样在为企业招聘和“留人”而感到“头大”，“一方面，招技术熟练的技能人员特别难；另一方面，随着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快递、外卖、网约车门槛较低，眼前收入远高于技能人才，所以企业千辛万苦招来或培养的人才，时不时就会跳槽出去做快递、跑外卖。”

制造业正在逐步丧失对就业者特别是年轻求职者的吸引力——这一现实，让三位都是工人出身的政协委员感到非常心疼。

“没有了基数，缺乏后备力量的培养，还谈何中国制造？”王军就很直白地指出，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尽快补齐人才总量不足的短板，才能着力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素质。

提升工人收入关键事在人为

年轻人为啥不愿当工人？收入是无法绕过的“坎”。二三十年前，“去工厂打工”是内地无数青年的第一选择，而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择。服务业特别是新兴行业所具备的“红利”，相对而言更吸引年轻人。

“和我同期来到上海打工的朋友，现在仍然还在厂里的只有我一个人了。”胡振球告诉记者，当初曾经在生产线上一起奋斗的伙伴，逐渐离开了工厂，而现在进厂的不少年轻人，也因为待遇问题而“心不定”，“我曾经非常看好的一位氩弧焊好手，无论如何劝说，最后也是辞职了。”

洪刚则表示，哪怕是船厂里仍然在岗的年轻职工，有相当一部分人也都“兼职”外卖或是网约车司机等，“他们用业余时间接单赚外快，提升自己的收入。”

在三位委员看来，不能因为年轻人的这一选择而去一味批评他们“背离”工厂，真正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提高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待遇。

“不少制造业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利润水平普遍不高，工人工资的支付能力与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相比较弱。工人的薪酬直接与加班多少挂钩。”胡振球表示，这种“依靠加班提高收入”的传统模式，现在很难对年轻人有吸引力。

那么，解题的“钥匙”在哪呢？

“关键在于‘赋能’。”王军非常直白地指出，只有用技能提升来成就职工，让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才能使“工人”这个称号重新叫响，才能使得这股力量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成为打响“上海制造”品牌，推进先进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的核心。

有技者，价更高。去年12月1日，上海市人社局发布了企业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技能人才平均工资为13.55万元，比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多1.14万元。高技能人才平均工资为17.07万元，比全市平均工资多4.66万元。

“制造业企业要愿意培养劳动者，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劳动力。”王军指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对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工人不再是体力劳动者，而应该能成为全方位、综合型的人才，而这种人才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

曾几何时，上海“八级工”宁当师傅不当厂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八级工”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管理人员，“有了这种示范效应，年轻人看到了希望，才会愿意进厂。”洪刚坦称。

而在胡振球看来，企业也可以更有作为，应对技术水平高的一线工人，给予一定的岗位技能津贴，提高工资水平，在班组或车间建立技能人才工作室，让他们成为一线工人的榜样，把技能传递下去，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就拿我们厂来说，就吸引工人加入工作室，给你课题让你攻关，成功就给予奖励。”胡振球表示，对于不少一线职工来说，这种“真金白银”来得更为实在，也倒逼其下功夫提升自我。

社会资源要予以必要倾斜

那么，如果因为经济不景气或者效益不佳，企业给不出技能人才高薪，那就眼睁睁看着工人流失吗？

对此，三位一线职工委员均表示，缓解制造业缺工，不能把担子全压在企业身上，尤其是在社会资源上要给予必要的倾斜，以此稳定一线劳动者队伍，增强他们的职业尊崇度和社会认同度。

“安居方能乐业。”洪刚告诉记者，随着近些年外来从业人员观念的转变，一个人出来打工转变成托家带口，尽管企业千方百计想办法，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部分个人住宿的要求，但解决不了无数个一家子的住宿难题，居住开销成为一线职工必须面对的成本。

洪刚表示，以船厂所在的外高桥区域为例，如今已一室一厅的租赁价格在3000元左右，二室一厅的就要接近5000元，过去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节省开支，都选择租住在行政村的私房。随着行政村的数量减少和近几年的违建整治，这部分的资源是越来越少。租赁市场管理也不够规范，房东随意涨房租现象较多，这也导致了部分职工的流失。

“减少了职工的住房成本，不也是相当于增加了其收入吗？”洪刚指出，尽管当前上海大力发展公共租赁房建设，但是在不少产业园区，技能人才特别是制造业一线工人能够享受的比例不高，大多都给了金融、科技、互联网、生物医药等高端人才，“还是希望能够增加住房供给，让这些年轻人住得起房，定得下心。”

“技能人才不仅有薪资的需求，还有事业上升空间、企业创新氛围、工作环境、子女就学等方面的需求，培养和留住技能人才对企业而言非常重要，也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胡振球也建议，要全面考虑工人的家庭和生活需求，首先要尽量帮助优秀人才解决住房问题，通过加大公租房供给、优先满足技能人才住房需求，其次要帮助解决子女就学难题，在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周边建立普惠性幼儿园、全日制中小学等，满足从业人员子女入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