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花30元租一个工位，领一张定制工牌，按时打卡上下班，却没有老板安排工作、没有固定薪资……2026年，这种“花钱表演上班”的模式在全国多个城市悄然走红，被年轻人称作“假装上班公司”的机构，正成为不少待业青年、自由职业者的新去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初，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2.8亿人，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8%，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仍处于高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场看似“自欺欺人”的职场伪装，究竟是年轻人对现实的逃避，还是迷茫期的自我救赎？

花钱上班：一场看似荒诞的职场表演

“假装上班”的风潮，最早在2024年底于杭州、北京等城市兴起，其中，在上海静安区吴江路上的一家写字楼里，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假装上班公司”的联合办公空间就曾火出圈。到了今年更是似乎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模式。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全国以“假装上班”为关键词注册的相关企业共有24家，其中6家已注销或被吊销，存续机构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及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这类机构的收费模式大多以日租、月租为主，单日价格多在30元至50元区间，包月费用从300元到1100元不等，远低于当地传统共享办公的租金水平。

最出名的是北京一家机构。记者联系上该机构的创始人朱冠霖，据介绍，他创办的“假装上班公司”面积共280平方米，开放的20个工位坐满了人，办公环境和普通的互联网公司几乎没有差别。朱冠霖曾在国企负责产业园区招商，他告诉记者，从2025年底开业至今，已经有近千人次前来咨询体验，固定包月的“员工”有近百人。“来这里的人，有刚毕业没找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有从大厂裸辞想转行的年轻人，也有做自媒体、电商的自由职业者，还有想创业却没找到方向的宝妈。”

工位背后：藏在仪式感里的真实诉求

看似是“表演上班”，但在社交媒体中浏览会发现，绝大多数年轻人在“假装上班公司”做的，都是和成长、就业相关的“真事”。25岁的梁程是朱冠霖公司里的“老员工”，大学毕业后他在杭州的直

播公司做了两年运营，跑通了账号从起号到变现的全流程，原本计划回北京做旅游创业，却在家待了三个月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在“假装面试”环节，他和朱冠霖聊了4个多小时，碰撞出了可落地的创业点子，在工位上“上班”18天后，他正式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家待着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个无业游民，每天浑浑噩噩刷手机，坐在工位上，哪怕没人管我，也能瞬间进入状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梁程说。

更多情况是，“假装上班”让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喘息”的空间。“我觉得这里是全网最懂打工人的地方。花钱上班我居然心甘情愿，工位、氛围、‘同事’全部到位，在家躺平颓废，来这儿瞬间进入工作状态。最重要的是这里没人管、不内卷、不八卦，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太舒服了。”从大厂离职后的思思目前正在寻找新方向，她对“假装上班”的评价是：不仅仅是提供办公场地，而是帮助所有来这儿的人，把想法变成行动去实现，这里更像是迷茫人的落脚点。

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有心理治疗师指出，“假装上班”的走红，本质上是年轻人的一场集体性心理自救。“上班”这个固定的仪式感，就像一个心理缓冲带，通过维持规律的作息和社会连接，帮他们缓冲失业带来的心理冲击，保护自尊心免于崩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友浪也认为，这类空间的价值，远不止提供一个办公工位。它给了处于职业过渡期的年轻人一个“不被追问的空间”，不用面对家人的焦虑、亲戚的打探，也不用承受“不上班就是不上进”的社会评判。在这里，大家有着相似的处境，很容易产生共情，不用伪装自己的迷茫，反而能沉下心来想清楚未来的方向，甚至能通过同伴交流获得资源和机会。

伪装之外：年轻人的职场安全感何处安放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从诞生之初，“假装上班”就伴随着不小的争议。有人说这是“智商税”，是年轻人逃避现实的自我麻醉；也有人认为，这是就业形态变化下，年轻人主动为自己寻找的过渡方案。但也有观点认为，不必急于评判这一模式的商业噱头，更应看到现象背后，灵活就业者、待业者群体的过渡性困境与真实诉求。

张友浪表示，“假装上班”的爆火，本质上折射出传统就业观念与当下就业市场变化的错位。当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当职业发展不再是“从一而终”的线性模式，社会也需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他进一步指出，当“我正在职业过渡期”能像“我有稳定工作”一样被坦然接纳，当家庭和社会能给迷茫期的年轻人更多理解而非苛责，这种付费的“职场表演”，自然会慢慢失去市场。而对年轻人来说，工位终究是租来的，但成长和前路，永远要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

（本文首发于《上海工运》2026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