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4日，卡尔·马克思忌日这天，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也“见马克思去了”，享年97岁。

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可以用“高产”“斗争”“不畏强权”等关键词来形容，他对纳粹、对战争与冲突、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不妥协。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交往理性”并闻名于世，就是期待人与人、国与国能够在公共空间真诚、平等地沟通对话，在他看来这是消除歧视和偏见的最好方式。

但是，哈贝马斯终究是一位学院派知识分子，他奔走呼吁的那些概念和理想并没有被哪个政党、哪个团体真正付诸实践，他只是在那些激进的文字和思想中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直接等同于知识分子。他笔耕不辍、著述丰厚，但这些著作终究难以走进劳动者们的书架与案头。

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劳动仅仅看作技术性的、工具化的行动，强调在追求效率中导致被奴役，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主动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他将交往行动置于工具行动（劳动）之上，认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不是充足的劳动力，而是人们在公共场合具有合格的伦理规范，但是这种理论规范只能存在于一个充满高度原子式个人的“生人社会”。他认为劳动者解放的关键不在于争取更多的工资收入，而是通过不受强制的、自由平等的沟通协商参与企业与社会决策，但这又比马克思时代西欧的“工联主义”高明多少呢？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抽象的自由”时指的不正是这种情景吗？

曾经的“哈贝马斯热”不过是中国知识界想要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写照。而当今天的人们用“一分钟带你看懂哈贝马斯”的时候，他本人最担心的公共领域碎片化和表演性政治正在上演。他的理论和理想最终成为资本主义“改良派”的注脚。

别了，哈贝马斯。

作者介绍

肖鹏：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国家文化青年英才 “给90后讲讲马克思”系列党课主讲人之一

（本文首发于《上海工运》2026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