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下午四点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郭涛正在看门诊。门口的候诊区坐满了从各地赶来的患者，有人攥着一摞病历本，有人扶着年迈的父母，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模糊的世界里生活了许久。

“眼球就像一台照相机，晶状体就是镜头。”郭涛指着裂隙灯旁的示意图，声音不急不缓，“镜头模糊了，拍出来的照片就不清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模糊的镜头换成清晰的。”“照相机”的比喻，郭涛给无数患者说了三十年，也让他们重见光明。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带领的九院眼科团队中，他既是白内障亚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也是那个专啃“硬骨头”的人——别人不愿意做、不敢做的疑难手术，他都愿意“再试一试”。

修好眼球这台“相机”

郭涛的诊室里，总会听到他不断的问询声。在他看来，沟通有时比手术更重要。如果碰上听力不好的老人，他会把专业术语替换成生活里常见的现象——“眼球像照相机”“晶状体像镜头”；遇到固执的、不愿意手术的重度白内障患者，他便反复劝说，“说到连老人都嫌烦了，也许就听进去了。”这种沟通的耐心，源于他多年与老年患者打交道的经验，也源于他从医之初就固守的信念：做有利于患者的事。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十院的眼科是特色，见到各种眼病和疑难杂症的机会多了，对我来说面临着寻求突破的挑战和机遇。那时，我就坚定了一个信条：认真——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认真对待每一台手术。我不会干牺牲质量保证数量的事，因为我知道，复明对那些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回忆着自己的职业道路，郭涛语气沉稳。正是在十院的历练，让他从一名普通眼科医生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白内障手术专家。五年后，他加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并考上了范先群院士的博士生，跟随着他在临床、管理、手术、科研各个环节连轴转，“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医学的态度总是充满热情。每到晚上行政工作结束后，他马上出现在眼科实验室。”这种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郭涛。他开始在临床中不断打磨技术，尤其专注于复杂白内障的处理——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青光眼术后白内障、外伤性晶状体脱位……这些被同行视为“高风险”的病例，成了他精进技艺的练兵场。助手们都知道，手术台上的郭涛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个细微的操作偏差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会根据病人的不同条件改变术式，”他说，“水无定势，娴熟的手术医生善于分清局面，见招拆招。”

而在手术室外的裂隙灯前，他会招手示意患者就座；患者检查时，他会用手挡一下裂隙灯，防止患者面部碰到；手术结束后，他会伸出手，帮助患者起身。这种本能的流露，凸显的更是一名医者的仁爱之心。

从“看得见”到“看得清”的突破

45岁的李女士原本就有近视，然而，近两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有时看近物也开始模糊了起来，曾经可以轻松辨认的小字，现在变得模糊不清。为此她不得不再去验配一副老花镜供读写时使用。更糟糕的是，在一次常规的眼科检查中，她被诊断出患有白内障，原本就不乐观的视力状况雪上加霜。近视、老花眼、白内障，三种眼疾缠身，让她一度无所适从。在听取了眼科主治医生的建议后，她决定来到九院，找郭涛进行白内障手术。郭涛在全面评估后，建议她接受多焦点晶体置换术，一次手术解决三个视力问题。李女士接受这一建议后，由郭涛主刀进行了这一手术，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十分钟。术后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远处风景清晰可见，近处文字一目了然，“好像回到年轻的时候！”她感叹道，在手术第二天她便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一次手术，三重效果。这背后是郭涛对“屈光性白内障手术”理念的极致追求。“以前叫防盲手术——等到眼睛快看不见了才来医院做手术，目标只是‘看得见’。现在我们叫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是为了恢复晶状体的生理功能，让患者不光看得见，还要看得清、看得持久、看得舒适。”他耐心介绍道。技术手段的革新也支撑着这一理念。飞秒激光的引入，让白内障手术迈入“无刀时代”，用激光做切口、撕囊、劈核，切口位置和大小更加精准，对眼球的伤害进一步减小。“我们以前都用手术刀来做，再精准的医生也没办法100%达成一个完美的‘圆’。如今有了飞秒激光，这个‘圆’也更规整。”

然而，即便技术再先进，郭涛始终清醒地知道：激光只是辅助。“超声乳化、皮质吸除，这些基本功还是要靠医生。每个患者不一样，左右眼也不一样，个性化手术还得靠医生。”因此，根据不同患者的屈光特点、职业生活习惯，郭涛都会一一给出个性化方案。

把光明种在需要的地方

2025年7月，在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派遣50周年之际，由范先群率队，郭涛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在当地开展了为期两周的“光明行”义诊。

手术台上躺着一名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眼球会不自主振颤。主刀的郭涛始终神情专注、动作沉稳。“只要能帮他的视力恢复到0.1，我就要按十倍的效果去努力。”像这样的患者在两周的义诊中，还有许多。在“光明行”中，中国医疗队眼科专家组前期筛查了近600例患者，并成功实施了337例高难度白内障手术。其中80%以上是超硬核、过熟期等疑难病例，有些甚至是其他外国医疗队不愿接手的手术，“我们不放弃为每一名患者带去光明的希望。”郭涛笑着说道。

这并不是郭涛第一次远赴异乡播撒光明。2007年至2008年，他在云南香格里拉待了半年，一个人实施了340例眼科手术，最多的一天连做18台；2019年，他又跟随团队来到内蒙古林西县医院，带领当地医生做了19台手术。在九院团队持续五年的帮扶下，林西县医院的白内障手术从每年“0”例发展到每年700多例。

在摩洛哥，中国医疗队眼科专家组代表国家卫健委向当地医院捐赠了价值285万摩洛哥迪拉姆的眼科医疗设备；在云南、内蒙、安徽，郭涛和团队走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帮助当地的医生提高水平，让他们自己能够做手术，不是更好吗？”

在九院眼科，郭涛是出了名的“严师”。“以前，范先群老师对我就很严格，希望学生比他更好，我也一样。”工作中，郭涛会变得非常严厉。他要求学生既要会做手术，更要懂得个性化诊疗。而也正是这种苛刻的要求，让九院眼科团队始终保持着高水准运行，年手术量近2000台。

作为眼科医生，郭涛说自己的目标始终是希望帮助患者的眼睛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而当听到患者在术后感叹“以前看不到（清）的，现在全部能看到了”的时候，他总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那不仅是技术成功的回响，更是医者初心的印证。

从模糊到清晰，从黑暗到光明，每一次视力的恢复，都意味着患者重新拥有了拥抱光明的希望。而这份希望，成为郭涛三十年如一日坚守手术台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