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运城部分环卫工人佩戴定位工牌一度引发舆论关注。记者调查后发现，类似的数字化监控手段在各行各业并不少见，且形式愈发多样。“企业实施管理性监测并非绝对禁止，但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受访律师表示，数字化管理应当有明确边界，不能突破法律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益的保护底线。

上海环卫一线采访

传统管理方式仍占主流

运城定位工牌事件引发讨论后，记者在上海多个街道随机采访了正在作业的环卫工人。

“从来没戴过什么定位设备。”一位正在清扫路面的环卫师傅听到记者提问时显得有些意外，“为什么要戴那个呢？”

多位受访者均表示，日常工作中并未被要求佩戴带有定位或轨迹记录功能的设备，也不存在通过电子系统实时监管作业情况的做法。

从记者走访情况看，在上海环卫行业，传统的人为巡查与结果导向管理方式仍是主流。一名环卫工人向记者介绍，主要依靠班组长巡查和电话沟通。“组长会定期到各个路段巡视，如果一时找不到人，会直接打电话。”此外，作业成效本身也是重要标准——“路面干不干净，一眼就能看出来。”

职场监控手段多样

员工隐私屡受挑战

尽管定位工牌并未在上海环卫行业普遍应用，但类似的数字化监控手段在各行各业并不少见，且形式愈发多样。

在工作状态层面，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对员工进行实时监控，希望以此减少员工与工作的无关行为。“我们公司电脑都安装了监控软件，”一位在电商公司工作的员工张先生说。软件通过捕获员工的屏幕活动，比如是否有鼠标移动和键盘录入，来判断员工是否在工作状态。“可能我泡杯咖啡回来，就被判定为‘偷懒’了。”

一家科技公司去年安装了AI摄像头，能识别员工是不是在工位上，还能统计一天离开座位多少次、每次多长时间。员工林先生向记者描述：“系统还会标记‘疑似打瞌睡’和‘疑似使用手机’。”员工电脑里的私人聊天记录、网站浏览历史也在公司系统的监控范围内。

在时间管理层面，一些互联网大厂在内部推行更为严格的离岗时长管理制度。赵女士曾在一家互联网企业任职。她回忆称，公司在卫生间区域设置了计时提醒装置，如厕超过一定时间便会触发提示。员工普遍感到压力增大，“连最基本的生理时间都被精确计算，心里难免不舒服。”在高密度、强节奏的管理环境下，她最终选择离开。

须经民主协商程序

区分场景与限度

针对企业各类监控行为的合法性与合规性，记者采访了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俞艳萍律师。

对于企业而言，使用监控设备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的规定。企业对员工进行监控，应当事先告知员工，获得员工的明确同意，不能单方面实施。“企业不能以‘管理需要’为由，擅自实施监控。”俞律师指出：“新闻事件涉及的定位工牌（行踪轨迹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此类信息除需获得员工明确同意外，还需单独取得同意，且企业需有更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且员工对其个人信息的同意可以随时撤销，企业需明确员工撤销同意的方式，且不得因员工撤销同意而作出歧视性处理，比如降薪、调岗、辞退等。

“监控也需要区分场景与限度。监控范围应当限于与工作相关的事项。例如，监控工作区域、工作设备的使用情况，是合法的。但监控员工的私人活动，如上厕所时间、私人聊天等，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侵犯了员工的隐私权”俞律师强调。

更重要的是，“企业需遵循《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民主程序，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明确监控的目的、范围和方式，将监控制度写入员工手册，与员工签订书面协议。”俞律师建议。

针对企业收集的员工类似屏幕记录、定位轨迹等监控数据，俞律师指出：“需遵循最小存储期限原则，即监控目的实现后应及时销毁，且不得将数据用于与工作无关的用途，如对外泄露、用于商业营销；同时需采取技术措施保障数据安全，防止泄露、篡改、丢失。”

对员工而言，“如果发现企业监控侵犯了自己的权益，应当保留相关证据，如监控截图、工作记录等。”俞律师说。可以先与企业沟通，要求停止不当监控；如果沟通无果，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