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国内外资医药企业最集中的城市，并且近年来，罗氏、强生、生物梅里埃等头部跨国医药企业纷纷在沪设立开放创新中心，或与沪上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实验室。笔者在“2022外资医药企业创新论坛”上获悉，上海外资生物医药企业数量占全国57.3%，外资生物医药研发总部数量也位居全国第一。

跨国药企为什么愿意在上海建立开放创新平台或者开展协同创新？这些创新举措又能给中国医药产业和患者带来哪些好处？

政策助推创新生态发展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去年，百时美施贵宝刚刚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合作的综合科学合作团队。团队负责人，也是百时美施贵宝全球药物研发执行总监边峰认为，虽然百时美施贵宝相比其他企业在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相对较晚，但正赶上了跨国医药企业开放创新、协同创新的好时候。

2017年出台的《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2020年出台的《上海市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为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打造跨界、共享、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开放创新平台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同样也是去年，阿斯利康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正式完成升级，成为全球研发中国中心，罗氏中国加速器宣布启用。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地位的升级得益于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和生态圈的积极发展”，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生物统计和信息负责人陈梦指出，近几年，药监部门出台的各种利好政策大大加速了创新落地，同时，上海及整个中国高质量的医疗研究体系也为研发带来了更多资源。

罗氏中国加速器负责人唐秋嵩也指出，罗氏之所以选择在中国设立全球首个加速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罗氏扎根中国二十多年，感受到中国从监管政策、资本，到人才、科研水平，再到整个产业上下游的发展都逐渐成熟，“已经达到了和全球先进的国家，比如说美国，非常成熟的体系可以并肩的阶段”。

开放创新将让中国新药惠及全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医药企业从传统的内部创新向开放式创新模式转变，积极探索与高校、科研机构、本土企业、初创企业等外部机构的合作，呈现出了从自建内部研发中心到与外部合作创新的趋势。参与讨论的跨国医药企业人士都指出，在中国设立的开放创新中心与传统的研发中心相比，有许多的不同。

“我们的团队目前已经开展了50个项目的合作，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探索新兴的领域。”勃林格殷格翰外部创新中心中国跨境研究负责人于秉柯认为，开放创新平台的研发灵活性较强，不限制疾病领域、不限制疾病的阶段，既可以在研发早期进行合作，也可以在临床阶段进行项目的引进，只关注项目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可以解决患者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

陈梦指出，以往跨国药企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更多是为了全球创新的药物能够尽快在中国获批上市。而现在通过与本土团队合作，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患者的需求、设计中国自己的研发策略，并将根据中国患者的情况研制的创新药带到全球。

支持本土研究人员成长、本土研究发展，助力国产创新药出海，也是外资医药企业设立开放创新中心的价值所在。

“我们更希望可以把罗氏在药物研发领域的资源、体会、经验教训给到初创企业，让中国的初创企业从早期研发到临床商业化的整个环节可以走得更顺一些、步子迈得更快一些、风险更小一些。”唐秋嵩说。成立一年，已有华深智药和贝普奥生物等11家企业成为罗氏中国加速器成员。“接下来我们会把研发里面关键的技术服务开放出来，特别是能够帮助到国内想出海的企业，去跟他们分享经验。”美敦力也通过美敦力创新加速器，帮助本土企业克服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创新是开放的、没有国界的，并有广泛的溢出效应。开放创新生态可以让更多本土医药企业成长起来，并惠及全球。“制药业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病人，所以我们科学成果和商业化的成果是应该被全世界需要它的人享受到的，这是这个行业特殊的使命感。”陈梦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