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晚，舞台剧《倾城之恋》在上海大剧院结束了首轮演出，这是叶锦添首度担任一部舞台剧的总导演。不同于常见的戏剧呈现方式，素有“新东方主义美学大师”美誉的叶锦添，在《倾城之恋》的剧目美学设计上创造性地将电影美感融入了舞台艺术之中，通过多媒体电影影像、流动的舞台装置、华丽并符合时代样貌的服饰，为申城观众再现了张爱玲笔下的一段“平凡传奇”。

电影与舞台交错的戏剧试验

对于上海观众来说，张爱玲的名字并不陌生。她在上海出生，在这里创作了无数经典文学作品，笔下种种大都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倾城之恋》就是其中之一：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上海小姐白流苏，用自己的青春孤注一掷，和纨绔子弟范柳原展开了一场斤斤计较的爱情博弈。最终，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成全了他们。

叶锦添坦言，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自己深受张爱玲影响，虽然也参与过各种影视剧的创作，但做舞台剧的导演，尤其是排张爱玲的作品，自己一度是拒绝的。

这次执导《倾城之恋》既是机缘巧合，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作品中大量的海派文化内容激发了他表达的欲望，“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于是，将电影与舞台结合成了叶锦添探索的第一步。

在叶锦添看来，氛围感是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魅力，但这种氛围感单靠常规的戏剧语言很难准确地表达和呈现，比如颓败而冷漠的白公馆、狡黠而空虚的爱情博弈等。而电影的视觉叙事可以创造出大量的留白与气息，不仅可以打破大众认知中台词密集的戏剧观演经验，还能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到人物在不同时空中的孤独感。于是，叶锦添带着剧组专门到百乐门提前拍摄了《倾城之恋》中的电影部分。

保留张爱玲味道是首要原则

除了影像交错戏剧带来的全新观演体验，整台演出中散发出的浓浓“张爱玲味道”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编剧张敞告诉记者，将张爱玲的小说搬上戏剧舞台难度很多，但最大的难点是改编后是否会丧失作品本来的味道。因此，“在高度忠实于原著的前提下探寻小说中关于人性的深刻表达”成了张敞进行文本创作的首要原则。

张敞告诉记者，《倾城之恋》的剧本创作开始于2019年的夏天，前后历时数月。这期间，他不仅读遍了张爱玲的所有作品，还研读了许多业内专家解读张爱玲作品的文章。

当然，戏剧语言毕竟不同于文学语言，在改编过程中，张敞也遇到了文本取舍的情况。对此，他的选择是将小说前半段一些铺垫性的文学表述进行了删减，在空间上明确划分为了上海和香港两个段落，而在人物处理上，尽管增加了一些原著中没有的内容，但张敞也用贴近张爱玲语言风格的方式进行了改写。

“没必要刻意增添戏剧冲突，我希望观众是身在剧场里看演出，同时又像读小说一样，慢慢地进入，慢慢地出来。”在张敞看来，这恰恰是张爱玲小说中独树一帜的气质，“就像两位主角有许多戏份需要用肢体语言与人物状态来讲出故事，而不是靠着台词对着观众说故事。”

300件道具里藏着细节追求

更让人惊喜的是，《倾城之恋》中不仅有“大”的艺术审美，处处可见的“小”的细节追求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之一。比如演出开场那段长达7分钟的舞蹈默片，让观众瞬间进入了旧上海光影交织的舞会。许多人并不知道，为了这段舞蹈，编舞蔡敏仪和演员们进行了3个多月的排练，这才有了幕布背后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第一次相见。

而美轮美奂的舞蹈中，演员们身穿的旗袍也是叶锦添亲手设计的。尤其是饰演白流苏的万茜在戏中身着的那件月白色旗袍，更是花费了叶锦添不少心血。“长丝质的，通体透明，拿起来像一件艺术品”。

叶锦添告诉记者，自己一开始想做那种完全年代感的旗袍，但苦于找不到布料。后来发现，即使是找到对的布料，在舞台呈现上也会比较闷。直到自己对旗袍、盘扣等时代服饰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才最终确定了工业感很弱的纯手工旗袍，“既可以复刻30年代的时代风貌，又兼顾了现代审美。”

不仅如此，每位演员的旗袍都是贴合人物性格独家定制的，叶锦添解释到，“比如白流苏的旗袍几乎都是素的，有点过时的，因为白家人是比较老套的，反映在服装上就不能赶上世纪40年代的潮流，而是30年代末的怀旧感。”

除此之外，剧组多达300件的道具也都十分考究。小到白家餐桌上的菜肴、梳妆台上的香水瓶、角色手中的几枚美元，大到灯红酒绿的舞厅、阴暗的浅水湾饭店，乃至影像里的一帧一格，处处都还原着上海滩的氛围感。

考究而极致的细节不仅让剧组演员们满眼欢喜，在沪首演后，申城观众也不吝赞美之声，“叶锦添太懂张爱玲了！”而如今回头去看自己的创作历程，叶锦添却表示，希望《倾城之恋》是一次戏剧实验。

上海大剧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