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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丹心换新天
作者:张林凤;罗新安 时间:2019/3/25 10: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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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7日凌晨4点,黎明前的黑暗沉沉地笼罩着浦东严桥张家楼戚家庙,空旷的田野上开来一辆囚车,囚车行驶的声音在距戚家庙北面约一百米处戛然而止,一阵沉重却铿锵的镣铐撞击声响起。突然,一道刺眼的灯光射向12位被手铐、脚镣紧锁的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他们中间有中共秘密电台的三杰:李白、张困斋、秦鸿钧。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向刽子手下达了屠杀他们的命令。

  这天凌晨,戚家庙附近睡梦中的乡民,被一阵悲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和《国际歌》惊醒,振聋发聩的口号声和歌声,令刽子手胆战心惊。行刑队长命令士兵举枪射击,士兵们的手都在颤抖,先后两批士兵不肯开枪。队长和士兵进入庙内,点起香烛,跪下叩拜,求菩萨保佑不要惩罚怪罪他们,最后由面色惨白的大个子警官行刑队长赵旅英架起机枪,一阵疯狂扫射。口号声和枪声刺破夜空,烈士倒在血泊中。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大地,他们的英勇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镌刻下不朽的一页。一、英勇少年慰问“五卅惨案”被捕学生

  1914年6月,张困斋出生在浙江镇海江南衙前康乐桥,幼年随父母到上海。父亲张昌龄是上海德兴钱庄经理,家庭生活比较宽裕,住在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勤安坊,后来迁居温州路耕畴里,在市北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好景不长,父亲壮年病逝,家境渐渐衰落,他随母亲于1926年返乡,居住在镇海县南门外东河塘,考入镇海县立中学读书。

  张困斋自幼聪明好学,善于思考的性格,养成他敢于向不公道之事抗争。在大哥张承宗的记忆中,就难忘这样一件事。那是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撼世界的“五卅惨案”。那天下午,他正与二弟张困斋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附近的宝成银楼门口,目睹了惨案的现场:众多游行的学生、工人被拘捕,关进老闸捕房;进而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面对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悍然开枪,当场死亡、重伤几十人,轻伤者更是无数,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南京路瞬间血流遍地。悲愤满腔的二弟怒目圆睁,紧握双拳就要冲上去,被有重要任务在身的张承宗一把拉住,“这笔血债我们一定会让英帝国主义偿还的!”回到家,年仅11岁的张困斋义愤填膺地向家人诉说所见所闻,建议为被捕的学生做些什么。在家人的支持下,他们买了一大袋面包、饼干,由张困斋背着送到老闸捕房后门,看守见是一个孩子,就放行了。张困斋慰问被关押的学生,人们纷纷赞扬这位少年的英勇义举。

  让我们将时光跨越到九十多年后的现今。不久前,张困斋烈士的侄子张亚林与几位先烈的后代相聚,讨论关于开展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的活动,笔者应邀参加,有幸采访张亚林。与新中国同龄的张亚林,比预产期提前三个月来到人间,来到上海,似乎迫不及待地要见证上海解放激动人心的时刻。其实,他的出生竟与叔叔张困斋的被捕有关联。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张承宗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困斋是张承宗的二弟,中共党员,负责中共上海局的秘密电台,直接联系与领导中共党员秦鸿钧收发报任务。1949年3月19日晚九点多钟,在愚园路81号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的秘密住处(注:中共上海局局长刘长胜住二楼,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住三楼)张承宗家里,他来回踱步凝重的神情中透着焦虑,已怀孕七个月的妻子俞雪莲,惴惴不安地问:“亚圣怎么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问题了?”张亚圣是张亚林的哥哥,时年16岁。就在这时,他们的儿子张亚圣气喘吁吁地闯进来。望着满头大汗的儿子,俞雪莲焦急地问:“亚圣,事情顺利吗?”,张亚圣顾不得喝口水,急切地说:我上午十点到米店没有看到“爸爸”,下午又到西服店才知道“爸爸”被捕了,我是偷偷逃出来的,怕特务跟踪,兜了好几个圈子,确定没有尾巴才回家的,所以晚了。

  张承宗强忍着悲痛,让儿子坐下喘口气,说说详细情况。原来,3月19日上午,张亚圣将张承宗写给张困斋的一张折叠的小纸条,藏在鞋垫底下,来到中共的秘密联络点,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的“丰记米号”,伙计告诉他,老板(即张困斋)今天没有来过;他急忙赶往中共的另一处秘密联络点,位于乍浦路123号的“联合西服号”,这里也是张困斋的家,这几天正好有母亲和两个弟妹一起住,他们都被在此蹲守的特务扣住不准出门。张亚圣一进门就撞见四个穿警服的特务在店中,特务一下围住他凶恶地盘问。机灵的张亚圣,装出一副吓傻的样子,因为营养不良,16岁的他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祖母见状,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对特务说,这是我族里隔壁人家的孙子,他母亲生孩子了,让他来告诉我的。特务见他瘦弱傻样的,问不出什么只得作罢。趁着特务换班间隙,祖母悄悄告诉他“阿大被挎去了”。“阿大”是家人对张困斋的称呼,意即张困斋被特务逮捕了,让他赶紧溜出去报信。听到这个消息,张亚圣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只顾埋头向前走,直到天潼路拐弯处,才猛然清醒。赶紧闪入天潼路上一家糖果店内,装作买糖果,兜了几圈确定无人跟踪时,急速掏出折纸塞进嘴里嚼碎。又兜了几圈才赶到家中,告知张困斋被捕的不幸消息。

  小小的居室被痛苦悲伤笼罩,张承宗妻子突然腹部剧痛,早产下张亚林。新生的张亚林,见不到叔叔的音容笑貌了;革命者的张困斋,在迎接黎明到来的黑暗中永生。

  二、发动“银联”职工开展抗日斗争

  张困斋回到家乡县立中学读书。1926年底,镇海县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镇海独立支部。党组织的几位领导人,大多在镇海中学担任教师,以后成为左联战士的柔石(赵平复)也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张困斋在校期间受到这些进步老师的熏陶和革命启蒙教育,年少的他大量阅读中外进步文学作品和革命理论书籍,激励他学会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他还涉猎书画、音乐、哲学、经济等方面的知识,立志以学问装备自己,为拯救多灾多难的祖国尽自己的责任。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革命志士和工人的风波扩及宁波、镇海。县立小学校长胡焦琴被害,其在该校当教师的表兄因为是共产党员也遭逮捕。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残酷杀戮,更激发张困斋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决心。

  1929年,张困斋初中毕业,考入宁波工业学校,仅读了一年,就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到上海谋生。在辛泰银行找到一份工作,从练习生做起,逐渐升任为营业股办事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被日军侵占;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又以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告终。张困斋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本质和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有了更多的认识,决心投身抗日。当时,张承宗与上海银行界的同事编辑出版《石榴》半月刊,宗旨是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张困斋积极写稿参与,并负责出版和发行等工作,但《石榴》只出版了四期,就被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查禁而停刊。即使如此,也阻挡不住他对真理的追求,收入微薄的他,节衣缩食购买《世界文库》《海上述林》《资本论》等巨著,以此为良师益友,努力探寻革命真理。当年与他同住的弟弟张邦本,每当打开二哥的书橱,睹书思人,抚今追昔,总是无限感慨:“二哥崇高的革命理想已然实现。”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张承宗、张困斋兄弟与银行界进步青年数十人,发起组织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以后发展为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个单位。张困斋组织举办读书会、讨论会、歌咏队等;并领衔发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利用在银钱业的有利条件,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银钱业群众,成为中共可靠的外围组织。

  “不论做什么工作,他都是满腔热情,信心十足地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只要参加示威游行,困斋总是担任纠察任务,在队伍前头开路,冲破当局军警的包围和封锁,多次受到军警残暴的殴打。”在张承宗回忆二弟的纪念文章中是这样描述他英勇无畏开展对敌斗争的。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银联”组织了“战时服务区”,张困斋负责举办战时救护常识训练班,同时带领百人歌咏队,到市区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演唱,开展宣传鼓动,激励群众奋起抗日。同年10月,张困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的要求,他深入到银行、钱庄基层,针对职员的性格特点,逐个开展宣传教育。他那带有浓厚宁波乡音的侃侃而谈,同事们听来特别亲切。在半年多时间里,先后介绍了梁廷锦、戴湘生、舒自清等八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张困斋在“银联”卓有成效地工作,银行和钱庄得以建立党支部,为党组织在“银联”开展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到1939年,“银联”由7000会员发展到一万

  多名,其中中共党员就有上百人。

  三、红色电波穿行畅通在白色恐怖中

  1938年,受党组织派遣,张困斋到江南抗日游击队(简称“江抗”)开展工作。他离开上海,来到生活条件和斗争环境非常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张困斋在“江抗”不仅参与同日伪军的战斗,还负责编印根据地唯一的刊物———《江南》,从编写、刻蜡纸、油印、到装订成册,他都严格把关。这是一本八开套色油印刊物,报道根据地抗日战况,以及江南老百姓在日伪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惨况。这本在根据地广泛流传的刊物,激发根据地战士和民众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意志。

  由于严酷的斗争环境,张困斋他们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是农民装扮,背着油印机与敌人周旋,流动出版《江南》。繁重的工作,加上极度的营养缺乏,张困斋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和痔疮,病菌侵蚀到他的骨髓,几度昏迷,无法行军工作。党组织决定让他返沪治病,同时任上海与根据地的交通员。上海全面沦陷后,斗争环境发生变化,党组织调任他从事对汪伪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从日本报刊上收集信息和便于与日本人打交道,他刻苦自学日语;为了解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况,同时又努力学习俄语,时常为能熟练地运用一个词语而废寝忘食。在这一时期,张困斋主持编撰了《战后上海的钱兑业》《战后上海的金融》《上海市工商名人录》等专题报告,拟为抗战胜利后,接应进入上海的新四军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向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提供物资,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连几分钱的电车也舍不得乘,脚底磨出了血泡,咬紧牙硬挺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张困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负责设立秘密机关。他开设“丰记米号”并任经理,作为职业掩护。刘长胜、张承宗、吴学谦、浦作、李琦涛等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常来“丰记米号”联络接头;他的住地是“联合西服号”,同时是为中共上海市委警察委员会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委员姜敏等同志专设的联络点。不久,张困斋又被派至中共中央上海局机要部门,领导秦鸿钧秘密电台,受刘长胜、张承宗的直接领导。尽管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是秦鸿钧,但张困斋也刻苦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因为大量的情报要从这条红色通信线路上传递,张困斋和秦鸿钧经常从深夜工作到黎明。随着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战线逼近长江,党中央与上海局的往来电文日益增多,张困斋与秦鸿钧的工作异常繁重。市委领导关切地问张困斋,收发报时间延长,容易被敌人察觉,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他坚决地说:“不用,我们能够完成任务的。启用别的电台,其他同志同样是有危险的。”他们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中,将一份份关联中国革命和胜利的重要情报发送给党中央,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

  对于这段往事,张困斋的胞弟张邦本很是赞叹:“为革命,二哥经常抱病工作,毫无怨言。他的为人之道,从来没有‘自己’和‘疲倦’两个词,专心致志扑在革命事业上。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任的态度,使我既惊讶又钦佩。”

  四、身在监狱心系同志和组织

  1949年3月1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用测向车侦测仪器锁定了秘密电台的位置,包围了打浦桥新新里秦鸿钧的家。发现危急情况后,秦鸿钧坚持发出最后一串电波,迅速将机器藏匿好,转身从阁楼爬上屋顶突围。可惜正值连日阴雨,屋顶瓦片覆盖了密密的青苔,脚底一滑摔倒在地,被蜂拥而上的特务捕获,妻子韩慧如同时被捕。3月19

  日上午,张困斋按约定时间到秦家联络,被蹲守的特务不由分说地逮捕。

  在监狱里,张困斋遭到酷刑拷打,两条腿被老虎凳折断,手指甲被拔掉,肺部被辣椒水灌得咳血不止,但他坚贞不屈,保守秘密,给其他同志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狱中幸存的画家富华曾经见到这样的惨状。富华于1949年1月13日被捕后,被关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并于2月10日大年初五,与一起被抓的缪剑秋、沈光旭三人被押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在牢房里,他曾经见到李白、张困斋和秦鸿钧。起先,李白和秦鸿钧被关在1号牢房。1号牢房由于关押的大多是要犯、主犯,所以被难友们称为“死牢”。秦鸿钧是4月初被关进来的,那天晚饭前,只见一位高个子背着个人进了1号牢房。后来才知道,高个子是秦鸿钧,他背的人是张困斋,双腿被打断了,血肉模糊。第二天早上,富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主动挨近高个子问:“你叫什么名字?”才知道他叫秦鸿钧,是与爱人和张困斋一起被抓进来的。他们一起在狱中的时间,前后也就不过二十来天。

  在秦鸿钧妻子韩慧如的回忆录里,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敌人为了套取情报,有几天,故意将她与秦鸿钧、张困斋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他们就利用一切机会,用手势、表情示意,彼此心照不宣。有一次,她好不容易向看守讨到一点热水,想用热毛巾给他们两人焐一焐被打伤的腿。水端到张困斋身边时,他小声对她说,“你给老秦敷吧,不要照顾我。在敌人面前,你要表现出极端恨我的样子才行。”意思是要她装着恨他连累了他们夫妇。她和秦鸿钧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止不住热泪簌簌流下。张困斋在如此危难的环境中,还是一心想着保护同志,想把责任全都担在自己身上。他这种崇高的同志情谊,是她难以忘怀的。

  张邦本去监狱探望张困斋时,只见他已经憔悴得不像样了,两条腿因为受刑而无法站立,放风和大小便都要秦鸿钧搀扶才能走动。即使如此,张困斋见到弟弟的第一句话还是问:“母亲好吗?”其意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地会意了。身陷囹圄的张困斋,心中惦念的是同志和组织安危。

  五、为革命事业他舍弃了个人的一切

  张亚圣是张承宗的儿子,张亚林的哥哥,理应是张困斋的侄子,平时却称呼张困斋为“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张困斋曾有过一段婚姻。1934年,他与家乡镇海北大街胡亨房家的胡梅卿在上海结婚,夫妻情投意合。却未料,他们还沉浸在美好婚姻的甜蜜中时,1935年胡梅卿回乡探亲,不幸染上突如其来的疫病,年轻的生命被无情的病魔吞噬。悲痛欲绝的他,将对妻子的爱深深地藏在心底,全身心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亲朋好友劝导张困斋再找对象,他都婉言谢绝,表示要事业有成(注:意即革命胜利)再谈婚事。他的想法让母亲很着急,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将他哥哥张承宗的一个孩子过继给他,这个孩子就是张亚圣。由此,张困斋和母亲及张亚圣组成家庭,住在乍浦路123号的联合西服号楼上。本文上述提到的张亚圣到乍浦路123号,就是自己熟悉的家。张亚圣说:“尽管我不是张困斋亲生的,但爸爸对我是十分疼爱的,经常给我买玩具、口琴、笛子等小玩意。还记得我三四岁时,爸爸就教我识字和唱歌。有一次,爸爸教我唱《义勇军进行曲》,我咬字不清,咿咿呀呀地唱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逗得奶奶和爸爸笑翻了。”“爸爸的言传身教,也在无形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在中学时,年少的我也经常参加以抗日为主题的学生运动。”

  张困斋是向往美好生活的,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迎来胜利的曙光,就被残害在敌人的屠刀下,再也没有机会营造属于自己的美好幸福家庭,为了千万个家庭的美好幸福,他舍弃了个人的一切。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1949年5月7日晚,国民党特务将李白、张困斋、秦鸿钧等同志残酷杀害。仅仅过了十几天,上海就解放了。寻找死难烈士和失踪人员成为上海刚解放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李白夫人裘慧英、张困斋的母亲张老太太、秦鸿钧夫人韩慧如(注:5月25日凌晨与其他被关押人员砸开牢门逃出)三人,一起在各个挖掘点奔走,几天来还未见三位烈士的踪影。此时,得到浦东戚家庙附近的村民报告,曾听到过高唱《国际歌》的声音和枪声,此处可能就是张困斋等人就义的地方,决定6月20日开始探挖掩埋点。由于路途较远,张老太太连日劳累,众人劝她留在家里等候消息。临出发前,张老太太对韩慧如说:“困斋的裤脚管是我亲手撬的边。”

  挖开戚家庙后战壕上的浮土时,裘慧英一眼就认出了李白的破旧长衫。11位烈士的遗体已面目全非,只有乌黑的镣铐还紧锁着手骨腿骨。据《文汇报》1949年8月28日刊登悼念文章:5月7日押着12位烈士赴刑场时,其中有一位魏连均同志未被枪杀,从刑场又被押回威海路稽查大队,告诉狱中难友:“他们在就义前,大骂蒋匪帮首领和匪特头子毛森,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可惜这位魏同志在5月14日,仍然被看守所所长徐少元亲手枪杀。1949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在华山路交通大学文治堂隆重举行李白、张困斋、秦鸿钧三位烈士的追悼大会,千余人自发而来为他们送行。

  后叙在纪念新中国建国70周年的日子里,我专程到当年的“联合西服号”所在地———乍浦路123号旧址瞻仰缅怀革命先烈,这里处于武昌路、天潼路之间的乍浦路段上,原来的石库门房子已无处可寻,矗立在原址上的是高耸的商业大厦。生活在和平美好年代的我们,回顾先烈们为之奋斗献身的英勇壮举,也是对我们砥砺前行的一种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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